现在，主人有能力拯救自己的家园。

放下恐惧，拿起工具，找到你的邻居，加入你的社区委员会。

从今天的日出开始，我们不再等待救援，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天助自助者，我们就是救援本身。

太阳就要升起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点亮自己的光。”

凯文没有鞠躬，也没有挥手，星野苍介能感觉到，对方走下台前特意看了一眼自己和霍尔博士所在的位置。

“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了。”安德鲁.D.霍尔示意星野苍介看向周围的照明设施。

就在霍尔博士这番话后数秒，悉尼歌剧院周边瞬间恍如白昼。

……

堪培拉，格里芬湖以北的临时安置区。

蓬松茶色长发的高挑少女靠着褪色的集装箱板房外墙，双手抱胸，一动不动地听完了凯文方才的发言。

这里曾是某个博览会的备用停车场，现在挤满了军用帐篷、移动厕所和表情比帐篷布料更僵硬的人群。空气里有消毒水、快餐香气和隐隐的土腥味。远处，国会三角区的建筑轮廓在低矮的云层下显得异常渺小，仿佛儿童遗忘在沙滩上的积木。

“临时外出许可”是一张塑封的硬卡，印着CSIRO的徽章和一个手写的编号，墨迹微微晕染开来。申请过程简单得让她想笑——完成学园都市与澳大利亚合作研究项目的她正准备找几个景点逛一逛，顺便去商场给Item的几个下属带点伴手礼，谁料出了如此之大的变故。

她在临时设立的“外籍人员登记处”排了十五分钟的长队，填了张表，那个眼圈乌青的年轻文员甚至没抬头仔细核对她的脸，只是机械地盖章、递卡，用沙哑的声音说：“活动范围限堪培拉城区，日落前返回。如有紧急征召，必须服从。”

回不去了。

这个认知并非此刻才出现。从“隔绝”发生后的第二个小时，当所有卫星电话和加密线路只剩下无意义的杂音时，它就像一枚冰冷的铆钉，凿进了麦野沈利的意识里。但直到此刻，站在这个弥漫着末世营地气息的广场上，看着那些用茫然眼神交换罐头食物的人们，她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个句子的重量。

回不了学园都市的人生。

不需要继续进行暗部成员的工作，也没有相关研究机构主导的定期评估活动，那些藏在别人温和笑容后的算计与恐惧她好像暂时也用不着面对了。“麦野沈利”这个名字背后，那个庞大而扭曲的“学园都市超能力开发计划”赋予她的全部意义——作为小白鼠、作为兵器、作为数据的意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风化。

麦野沈利离开墙边，漫无目的地沿着临时划出的通道行走。通道两旁，有人在用简易炉灶加热食物，有人沉默地缝补衣物，几个孩子追逐着一个瘪了的皮球，笑声短促而尖锐，很快被大人低声喝止。

这一切都与她隔着一层透明的膜。

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置身于这种为了最基本生存而挣扎的图景，她从前的生活与为柴米油盐奔波的日子格格不入。

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她突然想起垣根帝督。那个总是一副俯瞰众生姿态的第二位。他现在在哪里？他是否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还是说，他那份令人作呕的傲慢，足以让他相信自己即使在这种境地下依然是被众人关注的中心？

麦野沈利停下脚步。那几个孩子又把皮球踢到了她脚边。瘪气的皮球滚过粗砺的地面，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停在她锃亮的短靴鞋尖前。

一个约莫六七岁、脸上沾着灰尘的小男孩怯生生地抬头望着她。他身后的母亲正忙着搅动锅里的汤，只是匆匆往这边瞥了一眼，眼神里满是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那是对陌生人的警惕，尤其是一个衣着整洁、气质与周遭格格不入的陌生人。

她什么都没做。

孩子等了几秒，见这个漂亮的大姐姐没有反应，便鼓起勇气小跑过来，弯下腰捡起皮球，抱着跑开了。跑开前，他又回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干净得让麦野沈利感到一阵轻微的刺痛。

一阵突兀的、尖锐的哭喊声从安置区另一头传来，打断了她的思绪。是女人的声音，带着濒临崩溃的绝望。紧接着是几声男人的呵斥，语气粗暴。

她朝声音来源走去，步伐不紧不慢，茶色的长发在带着尘土气息的微风里轻轻拂动。

不远处，人群已经围成了一个松散的圈。圈中心，一个瘦削的中年妇女正死死抱着一个半空的帆布背包，背包的带子被一个身材壮实、穿着皱巴巴工装裤的男人拽在手里。女人脸上有泪痕，更多的是愤怒和一种豁出去的凶狠。“这是我孩子的药！他有哮喘！你们不能拿走！”她的声音嘶哑。

男人旁边还有两个同伴，都面色不善。其中一个啐了一口：“放屁！谁知道里面是什么！规定说了，药品统一分配！谁知道你是不是藏了别的？”

“我有证明！医生开的！”女人试图从口袋里掏什么，但抱着背包的手一松，男人立刻用力一扯，背包脱手。女人尖叫着扑上去，被男人的同伴粗暴地推开，踉跄着几乎摔倒。

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有人面露不忍，但更多的人别开了脸，或下意识地抱紧了自己的随身物品。负责维持秩序的几名士兵正在营地另一头处理别的纠纷，他们暂时没注意到这边。

麦野沈利站在人群边缘，冷眼旁观，她看到了女人眼中真切的恐惧，也看到了那几个男人眼中毫不掩饰的贪婪。规则在崩塌，秩序在重塑的阵痛中，最先冒头的总是这些蛆虫。学园都市的无能力者武装集团里，这种人她见得多了，通常活不过三次作战。

男人的手已经探进了帆布背包，掏出了几个药瓶和一个硬纸盒。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但下一秒，那神色凝固了。

他脚边的土地被钻出一条沟壑，刺鼻的烧焦味道弥漫开来，药瓶与纸盒落在地上。

男人愣住了，他的同伴也愣住了。女人忘记了哭泣，呆呆地看着地上那一小片焦土。

麦野沈利轻轻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动作优雅得像是在拂去一片花瓣。她越过呆若木鸡的男人们，走到女人面前，俯身，捡起那个空了的帆布背包，将散落的药品放入其中，又拍了拍上面的尘土，递还给还在发懵的女人。

“下次，”麦野沈利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现场的寂静，带着一种惯有的、居高临下的冷淡，“把药贴身放好。”

说完，她转身，目光扫过那三个男人。没有多余的表情，没有威胁的言语，甚至没有动用任何明显的能力威压。但就是那一眼，冰冷、平静，如同手术刀划过皮肤，让三个欺软怕硬的壮汉瞬间如坠冰窟，脊椎发寒，不约而同地后退了半步。

她拨开人群，走了出去。身后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压抑的惊呼和更低的议论。她不在乎。那个女人的感谢，那几个抢劫犯的恐惧，围观者的复杂目光，她统统不在乎。

但当她重新走到空旷些的地方，看着远处山峦模糊的轮廓时，一种极其陌生而细微的感觉，像一根极细的冰针，轻轻刺了她一下。

她刚才做了什么？

并非属于执行任务、清除目标亦或是利益交换的范畴，她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未必真正称得上“好”的事，仅仅是阻止了一次在她看来愚蠢又低效的抢劫。动机是什么？无聊？对噪音的厌恶？还是凯文·班克斯那番话里某种可笑的共鸣，让她觉得自己也该是“救援本身”的一部分？

太阳终于挣扎着从云层后露出小半个轮廓，堪培拉冰冷的水泥地面被镀上了一层稀薄的金边。广播里，凯文·班克斯的演讲早已结束，换成了某个官员在用平稳但难掩疲惫地宣读配给细则和社区委员会联络地址的声音。